作者： 徐海
从1995年起，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于每年的12月12日公布最能代表当年日本世态民情的年度汉字（亦称“世相汉字”），故这一天被定为日本汉字日。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在京都清水寺公布了2023年的日本年度汉字——“税”。该协会解释称，“税”字之所以能够当选，主要原因是今年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税收增减动向备受关注，民众的担忧和期望相互矛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通过今年选定的世相汉字，我再次感受到了国民对税金的高度关心，我们必须抓紧解决因税金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这番话足以证明，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税金问题发酵到了比较严峻的程度。
这是“税”字第二次当选日本年度汉字，初次是在2014年。当年4月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由5%提高到8%，随之引起连锁反应，除商品和服务等涨价增加民生负担外，还发生了增税前日用品的囤购以及汽车、家电等大额商品的超前消费等现象；此外，发生了两起掌握税率增减大权的执政党政客因“政治与金钱”丑闻而辞职的事件。
2023年“税”字与2014年“税”字的当选情景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
相同处之一在于民众对于岸田政府的防卫增税和消费税税务发票制度等与税费相关的算计深感不安和不满；相同处之二在于发生了执政党政客的“黑金问题”丑闻，并在不断发酵，甚至引发质疑“税金到底如何被使用”。
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民众在增税减税的纠结中没有盲目“抢购”，而是“冷静对待”消费。这不仅因为历经长期经济磨难，日本民众的消费心理成熟了很多，更是因为不断高企的物价与“税不安”叠加，迫使民众尽可能守住自己不断缩水的“钱袋子”。
高物价对冲加薪，可支配收入缩水
自2023年度的“春斗”（春季工资斗争）以来，日本民众、企业、政府这一年热议加薪，经过各方努力，加薪效果还算不错。日本厚生劳动省11月28日发布的2023年涨薪实态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行业的每月额定工资（基本工资等）平均增长额为9437日元（约合人民币455元），同比涨幅达3.2%，创有可比数据以来（1999年）的最高纪录。
但是，创纪录的加薪遭到不断高企的物价对冲，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感觉却不太好。
日本总务省11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2.9%（剔除生鲜食品）。这个涨幅是自6月以来的首次同比上涨，也是连续19个月超过日本央行所设2%的物价上涨目标。
日本帝国数据库11月30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涨价的食品多达32395种，比2022年创纪录的25768种大幅增加。食品涨价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消费心理。
总务省11月7日公布的9月家庭收支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影响，两人以上家庭户均消费支出同比减少2.8%，连续7个月减少。
厚生劳动省11月初步统计结果还显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9月的实际工资收入同比下降2.4%，连续18个月同比下降。
从以上数据可见，高物价导致日本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缩水，拉低了民众的消费信心和能力。这种类型的内需不足抑或成为未来日本经济的不确定性之一。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12月19日表示，物价是2024年制定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要素之一。
税费增加，可支配收入缩水
京都清水寺的森清范住持在挥毫写下“税”字后对媒体表示：“我觉得国民都在关注税的动向。”
日本民众之所以“都在关注税的动向”，不仅因为这一年“因税金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困扰民生，还因为长期以来税费在不停地增加，使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缩水。
纵观近年乃至长期的日本税费变化，总体来说保持着增长势头。
日本财务省7月3日公布的2022年度一般会计决算结果显示，该年度的税收比上年度增长6.1%，达到71.13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6万亿元），首次超过70万亿日元大关，且连续3年刷新最高纪录。其中消费税功不可没，2019年10月消费税税率增至10%，贡献了2020年度税收创60.8万亿日元的历史新纪录。
关于2022年度消费税、所得税、法人税等各税种的贡献率，媒体有较详细的报道，这里不作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增长5.3%的个人所得税是拜名义工资加薪所赐，而税收的增长却反噬了名义工资，使实际工资减少。这一增一减悖论式循环的结果是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缩水。
日本财务省关于2023年度国民负担率调查的结果显示，租税负担为28.1%，社会保险负担为18.7%。而1993年这两者分别为24.8%和11.5%。
30年间，由于为减轻所得税、抚养子女、配偶等负担所设定的减扣项目被废除，租税负担增加了近4个百分点。
30年间，国民年金保险费、健康保险费、厚生年金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负担增加了7个百分点。
税费负担和社会保险负担的增加较大幅度地让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缩水。
假设，某工薪阶层的年收入为500万日元，其中工资收入为356万日元。那么，按照以上调查结果换算：30年前，工资收入356万日元×24.8%=租税负担额约为88万日元；356万日元×11.5%=社会保险负担额约为41万日元，二者合计约为130万日元。500万日元年收入的可支配收入约为370万日元。
30年后的2023年，同样500万日元年收入按照调查结果换算：工资收入356×28.1%=租税负担额约为100万日元； 356×18.7%=社会保险负担额约为67万日元，二者合计约为170万日元。500万日元年收入的可支配收入约为330万日元。
从以上换算结果可以看出，日本民众2023年的可支配收入比30年前缩水40万日元（以现在日元贬值的汇率，约合人民币2万元），缩水率约一成。可见日本民众“都在关注税的动向”，是不无依据和道理的。
在日本民众的密切“关注”下，在物价高企与税费增加的叠加缩水民众可支配收入、缩水内需、缩水疫情后经济复苏、进而冲击民意的严峻情况下，日本执政党于12月14日出台了“2024年度执政党税制改正大纲”。 该大纲的重点之一是，为减轻家庭生计负担和企业经营负担，提出“还原增税”措施（即对于个人所得税、居民税以及法人税增税的回馈性定额减税），旨在缓解民众对于税金问题的担忧与不满。
该措施落实到民生，每人定额减税额为4万日元，其中个人所得税的定额减税3万日元、居民税的定额减税1万日元。但年收入2000万日元以上的“富裕层”以及国会议员不在措施对象内。
落实到企业，为员工加薪达到7%以上的大企业，最高可获减免35%的法人税。以此支持企业为员工多加薪，惠及民生。
该大纲还提出其他方面的措施，这里仅简单列举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两项措施。
鉴于此，执政党出台这个大纲足以证明，物价上涨和税费增加的叠加对于民生乃至民意的影响。
（作者系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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