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ew Economist
作者: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资料图)
路乾:为张五常的通胀建议辩护
张五常教授最近提出要将通胀率提高到6%,引起了舆论的巨大争议【张五常最新文章:从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看今天的经济情况】。不奇怪,提高通胀率的建议历来会引发不小的争议。重要的不是建议是否被采纳,而是这些建议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本文尝试回应舆论及学界对于张教授通胀建议的批评。
一、长期发展与短期通胀的关系
长期发展由制度、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短期经济绩效则由货币决定。张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产权与合约,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当然知道制度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笔者常年调研制度问题,也知道制度改革一旦突破,会带来投资及经济增长。我国城乡关系、国有经济、行业管制、金融结构,依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改革对于中长期发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制度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非一朝之功。如果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但制度改革没有发生,那一定是种种成本阻碍了变迁的发生。内地喊改善营商环境很多年,但是领导一换环境就变;说地方债务谁家的孩子谁抱,但是经济形势差了,又可能回到预算软约束的老路上去;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立了法,但是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财政吃紧,土地入市又放缓。当然有局部改革的空间,但是阻碍改革的某些成本不是短期内能降低的。
然而,通货紧缩却是当下面临的棘手问题。如果是生产率提升带来的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并不可怕。因为名义收入不会下降,失业不会大幅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成本是显著降低了。这是我国在过去几十年制造业发展及生产率提高讲述的故事。
但这显然不是当下通缩的故事。名义GDP下降、包括房地产与股市在内的资产价格水平下降、企业纷纷裁员、投资及消费需求不足,意味着经济进入了名义收入与实际增长下降导致的通货紧缩。即使货币供给量M很大,但企业及居民的货币需求大幅提高,致使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从而带来名义收入(MV=NGDP)增长的大幅下降。
这种通货紧缩的危害是极大地,收入下降会造成债务危机,居民及企业因为缺乏收入而破产,企业也因此大幅裁员,失业上升,实际增长速度下降。更重要的是,通货紧缩会带来恶性循环,预期减弱导致企业及居民进一步持有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若不及时制止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应对通缩的方法,就是张五常教授所言,使用货币政策制造通货膨胀。这并非张五常教授异想天开,而是弗里德曼在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里,基于大量实证资料所得出的政策主张。上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就是因为美联储在面对通缩时无所作为,导致经济陷入长期深度危机。美国最终靠改变金价对美元的比率,通过美元贬值来制造通货膨胀,才阻止了大萧条的加深。
通货膨胀有助于改变企业收入,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在一定时期内上涨较慢,企业会在短期内改善收入,从而增加投资及就业,拉动需求和带动实际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货币虽然在长期是中性的,但在短期是非中性的。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盯住通货膨胀率(inflation targeting)还是价格水平(price level targeting),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准备金率、汇率,还是通过购买债券及股市资产,是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货币政策要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达到这个目标,才能改变人们的预期。一旦预期形成,不需要发行大量货币就可以实现通胀目标。
二、价格粘性、通货紧缩与市场机制
有观点认为,应对通货紧缩的方法应该是允许价格下降,让市场自发调节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哈耶克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曾希望通货紧缩能够打破僵硬的价格,让价格回到市场供需自发调节的机制。如果价格灵活调整,或者雇佣关系变得更加灵活,企业支付的工资下降,企业就不会裁员。实际上,如果企业雇佣员工采用的是计件工资,订单减少会带来工资的自动下降,也就不存在失业。
问题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活动中大量的合约并非计件合约,各种商品合约的价格条款也不易调整。只要去一躺超市,或者去电商网站浏览一下,看那些长期不变的商品价格就可以知道了。超市及网商当然会有非价格的促销活动,但那毕竟不是价格的直接调整。实际上,今年的双十二与双十一相比,许多商品的价格没有下降。如果企业不怕砸了招牌,要大幅降价,就要准备好迎接消费者的恶评惩罚。
工资合约也是如此。计件工资之外,还存在着大量价格不易调整的计时工资,企业给员工交的社保也没有大幅下降。涉及到复杂的制度成本,工资刚性不是短期内能变得灵活的,企业裁员是迫不得已了。
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承认依靠通货紧缩来打破价格刚性的愿望是不现实的。由于体制成本的存在,许多成本不容易降下来,通货紧缩不必然打破价格刚性。哈耶克承认,通货紧缩不会改善市场调节机制,通货紧缩没有任何功能,对经济是有害的,要采用一切方法防止名义收入的下降。
三、企业家信心与通货膨胀
反对通货膨胀的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经济问题的核心是企业家缺乏信心,靠通胀刺激能恢复企业家信心吗?
李井奎教授批评张五常教授的文章,就是围绕这个角度展开。李教授说,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是企业家的本能冲动,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预期固然会影响企业家的决策,但并未触及到企业家真正重要的那些主观方面。
笔者同意企业家信心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在理性计算之外有其主观的方面,但是李教授并未提及“那些主观方面”究竟指什么。企业家内心精神世界的研究,需要通过基因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综合深入研究才能发掘,但目前的问题是,在那些因素机制还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等待企业家精神自发地恢复吗?鼓励的话语、榜样的力量、贴心的交流、企业大佬的讲话,目前看来效果不大。
企业家要看到是实际效果,是订单的增加、利润的上涨,而不仅是鼓劲、给信心。当企业家看到收入持续下降,不得不裁员的时候,信心从哪里来?凯恩斯曾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换句话说,“等企业家自发恢复信心了,我们都死了”。
四、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凯恩斯支持财政政策,因为他认为财政乘数效应大于1。但是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Valerie A. Ramey教授,在其2019年发表的文章中,总结了2010年至2019年期间发表的若干实证研究,她发现,平均来看,政府支出乘数很可能在0.6到1之间。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几乎起不到太多拉动总需求的作用。
对于财政政策的无能为力,理论上的一种解释是,货币政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如果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超过预定的目标,为了避免通胀的恶化,货币政策会反向调节,其结果是财政政策无效。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是比财政政策更有效的工具。
我国的情况或许与美国有一些不同。如果财政政策可以投向提高生产率的方面,或许可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如果财政政策用于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将原来单位自建房形成的老破小予以拆除改造,可以提高大城市市中心的服务业产值及土地利用效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但是,也应该看到,伴随基础设施的完善,我国能用于财政投入的方面也在减少。过去形成的大量基建导致了资源的闲置浪费,以及较高的地方债务。地方债务的很大比例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偿还利息。因为许多地方政府不敢让国企破产,干脆寅吃卯粮,用借新还旧来偿还利息,从而维持债务链条不破。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恶化地方营商环境,通过罚没等各种方式,提高企业经营面对的体制成本,从而在长期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效果不大,但弊端却不少。
实际上,包括新凯恩斯学派的主流学术观点,是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甚至连克鲁格曼也认为货币政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嘲笑那种盲目依靠财政支出的想法是庸俗凯恩斯主义。
五、改革与通胀的关系
如前所述,通货膨胀解决的是短期问题,长期来看,还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来解决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以土地空间为例,有很多能够通过制度改革来提高企业投资的方面:
1、如果能够推动小产权房合法化,能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住房市场,也可以为大量打工者提供类似于保障房的低成本的居住空间。
2、如果能优化三旧改造的流程,比如降低投票同意的比例,能极大地推动三旧改造的投资。
3、如果能为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确权,完善相关制度及司法判决,可以提高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企业改建厂房的动力,也让有上市需求的企业更容易满足条件。
4、如果能优化耕地、基本农田的空间配置,使其更加连片集中,不但可以提高耕地保护的效果,也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上述仅是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就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及增长空间。其他领域如外汇、金融、航空、企业全球化、营商环境、社保等诸多方面仍有较大的改革空间。
在体制成本没有下降、改革没有启动时,仍需要通过货币政策避免问题的恶化。通货紧缩未必会带来价格的重新调整,相反,如果发生大规模失业,我们无从判断社会观念会怎样变化。面对失业,民众是否会支持更多的政府干预?是否会支持政府投入更多更大的基建工程,让国企增加更多的雇佣,或者要求政府有更大的赤字及债务?世纪之交,阿根廷因为应对危机不利,致使国家主义政府上台,就是一个教训。
六、为一线希望写文章
张五常教授已经88岁了。他已经著作等身、开宗立派,在学术成就上没有什么遗憾了。为什么教授还要冒被网民攻击的风险,要大声疾呼通货膨胀呢?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建议会带来争议,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世事复杂,而经济学者不可能凭文章改变社会。或许,答案隐含在他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的前途》的序言中:“假若时间的巨轮能向后转——假若时光可以倒流——让我们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个年代,然后向前看,有什么希望可言呢?中国的形势不是大好特好,但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是的,为一线希望写文章。(202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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